业务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徐光冀先生
应邀来广州考察指导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
日期:2019-04-08 浏览次数: 字号: [ ]

2019年3月30日至4月3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徐光冀研究员应我院邀请来广州考察指导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

4月2日下午,徐光冀先生以《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为题作了学术讲座。这是我院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19年第1讲。讲座由朱海仁院长主持。我院全体业务人员及部分文博同行、高校学生和热心人士聆听了讲座。

讲座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纪要如下:

一、珠江三角洲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

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至今,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中国考古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1949年以来,随着国家大型基本建设的持续铺开,大量考古成果涌现。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逐步从“黄河中心论”转变为“多元一体”的观点,建构起“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框架。珠江流域与黄河、长江、辽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例如刚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就是明证,它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标尺。所以说,珠江流域考古工作大有可为,广州考古也大有可为。目前珠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并不明朗,秦汉之前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如何发展、融合的?是如何与长江、黄河流域发生关系的?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又起到怎样的作用?类似诸多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探索和回答。

二、关于广州城市考古的地位与意义

考古工作表明,从秦汉以来,广州的城市中心历时两千多年没有大的挪动,是地道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点很难得,是很多国内大城市比不了的。广州的城市考古相当难做,因为现代城市直接建在古代城市之上,层层叠压,给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面对这一问题,广州的城市考古工作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需要长期积累资料、详细记录每一个工地的考古资料,一点一点做,首先需要一张好的地图,把零碎的发现汇集起来,标在一张底图上,将来得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和功能布局图。此外,基建考古和主动考古要同时开展,要有课题意识。比如:历史上有两个地方政权(南越、南汉)在广州建都,作为都城,跟普通城市是不同的,要留意礼制型建筑(如:祭祀)遗存的寻找;还要考虑广州作为港口型大都会,弄清其港口、码头、仓储设施的分布以及街巷布局等情况;要注意江边的次生堆积情况,例如要考虑淤沙层下面还有遗物发现;要注意研究不同时期的城址范围。总之,城市考古要以厘清城市发展脉络为目标,要有思考、有规划,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资料积累,势必会对广州城市发展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另外,考古工作也要注意对公众的宣传,特别是对广州市民的宣传,让更多的广州人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发展历史,让公众更加爱家、爱国。

三、关于文物保护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文物是国家的根与魂,加之文物是具象的,看得见、摸得着,对于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考古是文物保护的基础支撑。关于文物保护理念,首先要坚持文物法明确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物工作方针。文物保护与利用,要有主次之分,必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其次,对“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理解,关键在于“原状”二字,它应是文物现存状态,而非文物的最开始状态。第三,在保护措施的选择上,要充分论证,谨慎选择,例如对土质遗址的保护,应多采取物理的方法(回填、对位标识等),化学方法尽量少用,但可以多做化学试验,且化学方法或现代化学材料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总之,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原则要清晰,文物保护工作者要有专业操守,要有强烈的文物保护之心和事业心。

讲座现场气氛活跃,徐光冀先生耐心地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在穗期间,徐光冀先生在院领导陪同下,还先后赴我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胸科医院工地和解放中路安置房工地、大德路文物库房考察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

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现场,徐先生表示,很欣喜看到博物馆即将竣工投入使用,考古工作有了更好的条件,希望抓住机会促进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多出学术成果,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展览,做好公众宣传教育工作。

在我院胸科医院考古发掘工地,徐先生听取了现场负责人对考古发掘工作的汇报,考察了考古发掘工作现场和南朝“元嘉十七年”砖室墓,对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在肺科病房楼发现的唐代、南汉墓葬方向一致,很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他建议在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积极寻找家族墓地围墙的线索;“元嘉十七年”砖室墓规模较大、保存较好,要做好墓葬的保护工作。在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发掘现场,徐先生听取了考古发掘工作汇报,观摩了唐宋时期的陶瓷器等遗物。他指出,在该地块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唐代陶瓷器,来自全国各地的窑口,非常有研究价值,要注意广东本地窑口瓷器的甄别。地层展现的变化表明了从水域到陆地的发展变迁,对于研究广州古环境变迁很有意义。

在我院大德路文物库房,徐先生着重考察了麦英豪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发掘的文物资料,听取了我院关于整理这批文物的计划以及正在试点整理的工作汇报,建议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整理及出版经费。此外还考察了文物修复现场以及增城墨依山、海幅寺、西村窑的出土文物,肯定了我院的工作思路,对我院今后与东南亚地区开展合作交流提出了殷切期望。